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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家產權

2019-04-10 18:14:55

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指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要“保護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穩定預期,弘揚企業家精神,安全是基本保障”。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重申了國家對民營經濟的態度,增強了民營企業家重拾干事創業的信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家產權,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必然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應有之義。人民法院應當認真體會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準確把握時代脈博,致力于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為民營企業家干事創業提供強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深刻認識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家產權的必要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成果,是推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主體,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我們必須深刻認識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家產權的重大意義,提高政治站位,強化法治意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整個征程中,都要重視發揮民營企業的重要作用,都必須充分重視、尊重和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產權,調動民營企業家安心謀發展的積極性。


(一)改革開放40年來,民營企業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是改革開放以來在黨的方針政策指引下發展起來的,既是改革開放的成果,又以其發展有力推動了國家改革開放政策的發展完善,推動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40年來,我國民營經濟從小到大、從少到多、從弱到強,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截至2017年底,我國民營企業數量超過2700萬家,個體工商戶超過6500萬戶,注冊資本超過165萬億元。概括起來說,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我國民營企業由2010年的1家增加到2018年的28家。我國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國家經濟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成為創業就業的主要領域、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國家稅收的重要來源,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政府職能轉變、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國際市場開拓等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創造中國奇跡,民營企業功不可沒。奮進新時代,開啟新征程,需要民營經濟適應我國經濟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求發揮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多的貢獻。我們必須充分認識民營企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充分認識司法的服務保障功能,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產權,為民營企業發展創造更加良好的法治環境。


(二)黨對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是一以貫之的


我們黨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的立場是明確的、一貫的,對非公有制經濟的政策立場也是明確的、一貫的。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社員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部分”開始,我們黨破除所有制問題上的傳統觀念束縛,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打開大門,到黨的十二大提出“在農村和城市,都要鼓勵勞動者個體經濟在國家規定的范圍內和工商行政管理下適當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從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明確提出,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必要的有益的補充,是從屬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當前要注意為城市和鄉鎮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掃除障礙,創造條件,并給予法律保護”,到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必須盡快制定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和法律,保護它們的合法利益,加強對它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再到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份長期共同發展”,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化,對非公有制經濟在國家的發展中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視和肯定。特別是黨的十五大之后,黨對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定位更加明確,使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更加鞏固和發展。


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的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黨的十九大把“兩個毫不動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作為黨和國家一項大政方針進一步確定下來。這些政策不斷發展完善,都為民營企業在更加廣闊的舞臺施展本領、發揮作用,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策依據和支持。


(三)憲法和法律為保護民營企業家產權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憲法和法律是經過實踐證明正確的、成熟的、需要長期堅持的黨的方針政策的制度化、法律化。我們黨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政策是一以貫之的,堅持實事求是和從中國國情實際出發,從來沒有否定過他們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這從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國家憲法和法律規定都有明確的體現。


新中國成立時,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當時國家的經濟政策是:“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還分別規定了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性質、地位和國家的政策,其中第三十條就規定,“凡有利于國計民生的私營經濟事業,人民政府應鼓勵其經營的積極性,并扶助其發展”。1954年憲法規定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雖然明確“中華人民共和國依靠國家機關和社會力量,通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保證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但同時也將非社會主義的經濟成分,即個體勞動者所有制和資本家所有制規定為我國過渡時期的四種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合法形式,并明確規定“國家指導和幫助個體農民增加生產”、“國家指導和幫助個體手工業者和其他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改善經營”,同時鼓勵他們根據自愿的原則組織生產合作、供銷合作和信用合作等。雖然從總目標看是要引導廣大個體勞動者比較順利地走向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用全民所有制代替資本家所有制,但現實的規定“卻是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社會經濟關系的變化和廣大群眾的經驗。”1975年正值“文革”期間,極“左”思想盛行,大搞“斗私批修”“割資本主義尾巴”,但憲法第五條仍然規定:“國家允許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在城鎮街道組織、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統一安排下,從事法律許可范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同時要引導他們逐步走上社會主義集體化的道路。”1978年憲法也基本維持了這一規定。如果說1954年憲法是為了實現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則是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早已基本完成,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早已全面建立起來的時刻,針對國情實際作出的規定。這充分說明,我們黨深刻認識到,必須適應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對于人民內部的資本主義傾向加以引導和利用,要通過社會主義教育同資本主義勢力和資本主義傾向進行斗爭,使社會主義生產力以較快的速度發展到較高的水平,才能使社會主義公有制充分地鞏固起來,并進一步向前發展。


1982年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城鄉勞動者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通過行政管理,指導、幫助和監督個體經濟。”這是國家憲法第一次明確了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補充的性質,不再視之為資本主義傾向。


1982年憲法頒布實施以來,對憲法第十一條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的規定先后進行了3次修改。


第一次是1988年,在該條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次修改在原來個體經濟之外,又增加了“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及國家對之采取的政策。


第二次修改是1999年,將該條的規定修改為:“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這次修改進一步擴大了非公有制經濟的范圍,并旗幟鮮明地確定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性質,充分說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非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再是具有資本主義傾向的剝削性質的經濟。


第三次修改是2004年, 在1999年的基礎上將其修改為:“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這次修改進一步擴大了對非公有制經濟的保護,并由過去單純的“引導、監督和管理”轉變為首先是“鼓勵、支持和引導”其發展,同時對其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這在憲法上體現了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實行平等原則,是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把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基本方針確定下來,這對于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保護民營企業的合法權益,進一步掃除民營企業發展的各種障礙,促進民營企業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同時,這次憲法修改還將第十三條“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 “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如果說第十一條規定是為了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那么第十三的修改,則是加大了對非公有財產的產權保護,是給所有公民包括民營企業家吃了“定心丸”,應該更加有利于民營企業家安心謀發展。


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需要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依法保護經濟社會健康有序發展。我們應當切實樹立法治思維,認真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規定,切實保護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包括保護民營企業家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使他們能安心大膽搞經營、謀發展,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進步。


二、民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


我國憲法法律對民營經濟與國營經濟一視同仁,并無差別,有關部門制定政策時應當以憲法法律為依據。也正是因為有法律政策的保障,改革開放之后,民營經濟開始高速發展,在中國經濟的體量中很快就超過了國有企業。但是一定時期以來,由于法律政策在執行中出現的偏差,以及民營企業自身盲目擴張等原因,高速增長的民間投資突然出現了斷崖式下滑。2018年年中,人們還在討論“國進民退”,討論民營經濟是不是完成了歷史使命,現在到了該離場的時刻。2018年11月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發表了重要講話,明確指出:“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而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我國民營經濟只能壯大、不能弱化,不僅不能‘離場’,而且要走向更加廣闊舞臺。”之后,民營企業在取得銀行貸款方面、收回被拖欠賬款方面,以及對民營企業經營中的一般違法行為的處理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關懷,民營企業的發展迎來了又一個春天。


中央之所以采取這些措施保護民營企業的發展,并非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黨的一貫政策的體現,是對國家憲法和法律權威的維護,是針對現實中民營企業及企業家遭遇的困境作出的重大決策,是對社會上存在的種種錯誤認識和做法的糾正。


那么,當前民營企業及企業家在發展中究竟遭遇到了什么樣的困境?具體來講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國進民退”現象對民營企業家財產的侵犯。關于“國進民退”的概念,存在不同的解釋,筆者只以普通大眾一般的認知,從諸多概念中選擇一個通俗易懂的概念,“國進民退”應該是表示在某一領域國有企業或國有資本進入而民營企業或民營資本被迫撤出。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國為了應對危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9年,隨著中央4萬億元投資計劃的實施,“國進民退”爭論迅速升溫,由此形成了截然相反的兩派。一派認為,根本不存在“國進民退”:一是國家統計數據不支持這種說法;二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發展具有一致性;三是國有企業的生存和發展有其歷史淵源、現實基礎和客觀條件;四是國有企業還承擔著與外國跨國公司競爭的重任;五是國有經濟為主導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客觀要求。另一派認為,“國進民退”現象值得警惕:一是國有企業在資源獲得、執照審批、貸款及政府項目方面享有特權;二是對民營企業設置了各種有形和無形的準入障礙;三是國有金融機構和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抑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四是國有企業沒有民營企業的經濟效率和經濟效益高。筆者在這里不去討論兩種觀點的對錯,僅從本次政府宏觀調控結果上看,在某些領域確實存在“國進民退”現象。以山西煤礦重組為例。山西省當時有各種礦井2598座,這當中有國有、集體、股份制的,也有私人所有的。2008年山西省煤炭資源廳下發了《關于加快推進煤炭企業兼并重組的實施意見》,2009年4月,山西省政府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煤礦企業兼并重組整合有關問題的通知》,拉開了山西省煤炭資源整合的序幕,確定了到2010年全省礦井只保留1000座的目標。山西將形成3個億噸級的特大型煤業集團,4個5000萬噸級以上的大型煤炭企業集團,10個1000萬噸級以上的地方煤炭企業集團。此次煤炭資源整合,確立了以山西煤炭進出口公司等七大國有企業為整合主體兼并整合其他小煤礦。整合方式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整體出售,或者折價入股,但是只能參股,不能控股。經過這次重組,很多經營小煤礦的民營企業家都只能淡出這個舞臺,也讓溫州人上千億的民營資本被迫退出,損失巨大。回到2005年,山西對煤炭資源實行改革,“資源有償,明晰產權”,吸引了一大批投資者進入,而不到四年時間又開始重新洗牌,這種指定主體、指定區域、指定方式、規定時間的兼并重組,嚴重影響了外地投資者的信心,他們不敢再在山西進行投資或者進行其他創業。


山西煤礦重組,政府的初衷是出于管理的需要,由于民營資本有限,安全生產措施不到位,安全生產意識淡漠等原因,導致一個時期內礦難頻發,然而所采取的以國有企業收購民營企業,以國有大礦收購民有小礦,導致了事實上“國進民退”的現象發生,使民營企業財產直接縮水。民營企業家對于今后的投資發展失去信心,導致他們徘徊觀望,甚至移資海外。不止山西煤炭重組出現此種現象,“山鋼兼并日鋼”案也是如此。在山東省政府的主導下,2010年上半年虧損了12﹒85億元的國有企業山東鋼鐵公司用銀行貸款入股67%完成了對同期盈利18億元的民營企業日照鋼鐵公司的并購。2016年,供給側改革開始推進,尤其是去產能,成為供給側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去產能的過程中,很多被處置掉的過剩產能都由民營企業來承擔。原冶金部副部長趙喜子就曾經表示,“全國去除4500萬噸鋼鐵產能的任務,河北省占了三分之一,在河北去除的1600萬噸鋼鐵產能中,97%是民營企業的產能”。大量民營企業家的財產被侵蝕,民營企業被迫退出市場。


(二)違法違規行為的犯罪化處罰,使民營企業家失去安全感。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保護產權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有恒產者有恒心,經濟主體財產權的有效保障和實現是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基礎。穩定企業家預期,弘揚企業家精神,安全是基本保障。資金可以流動,人也可以流動,如果讓企業家感受不到人身和財產的安全,他們則會尋找一個讓他們感到安全的地方安放身心,保全財富,或攜資金出走海外,或消極觀望,三心二意做企業。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大反腐敗斗爭力度,是落實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是為了懲治黨內腐敗分子,構建良好政治生態,堅決反對和糾正以權謀私、錢權交易、貪污賄賂、吃拿卡要、欺壓百姓等違法違紀行為。這有利于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健康環境。然而,民營企業并非一蹴而就,成立初期為了生存,之后為了發展,民營企業家在經營活動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規范的行為,個別的不守法經營,某些政法機關工作人員受左的思潮的影響,打擊過寬,力度過嚴,經濟糾紛犯罪化,把違法違規行為當成犯罪行為處理,使不少企業家身陷囹圄,傾家蕩產,甚至出現對民營企業家的圍獵現象。由于資源配置向國有企業傾斜,為獲取資源,民營企業家不得不采用其他方法手段,和政府搞好關系,和官員勾肩搭背。用金錢換取資源,一度成為政商關系的常態。張文中案案發于某腐敗官員被查處,在辦理腐敗官員案件過程中,辦案人員認為官員腐敗必定存在“官商勾結”,在沒有基本事實的前提下,僅憑該官員出席過物美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物美集團)的一個商業活動,遂將張文中帶走配合調查,在查無實據時,不是依法放人,而是為顧及自己的面子,轉而對張文中和物美集團展開調查。最后確定詐騙、單位行賄、挪用資金三個罪名。在證據存在問題的情況下,辦案機關曾與張文中進行過類似于訴辯交易式的溝通,張文中的辯護人稱:“控方跟我們其實有過這種溝通,說你們可以考慮認一個罪,然后我們可以對他進行無限的寬大,到底無限到什么程度雖然他沒有說清楚,但意思,傳遞的信息就是可能我們就給你定一個比較輕的罪,然后另外兩個罪就去掉,你可能就隨時,判完了就可以出來”。然而這個意見沒有被張文中接受。在這樣的情況下,檢察院勉強起訴,法院勉強定罪,導致冤錯案件的發生。張文中被判刑入獄,被稱為“未來中國的沃爾瑪”的物美集團遭受重挫,物美股票陷入停牌10個月之久,集團資本市場融資能力基本喪失,與花旗集團早已敲定的8600萬美元的股份配售協議和多項并購計劃告吹。物美集團遭受重創,錯過了公司發展的最好機遇期。黨的十八大后,反腐風暴來臨,隨著“大小老虎”被抓,不少與之有過經濟往來的民營企業家也被抓,加劇了民營企業家的不安全感,每個人都在想,下一個是不是自己。2017年以來,在中央關于保護產權等一系列政策的指導下,尤其是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規定,以及張文中等重大涉產權案的平反,為依法保護企業家人身自由和財產安全樹立了標桿,著力營造保護企業家干事創業的法治環境,才算是給了民營企業界安心發展生產的一種鼓勵。


(三)出于不正當競爭目的,利用權力消除異已加劇了企業家的不安全感。民營企業家在生產經營中得罪了有實力的競爭對手及其靠山,這些有權勢撐腰的競爭對手要集中力量對付這個民營企業和企業家,民營企業和企業家通常也是難以支撐的。民營企業在創業和發展過程中,無論是生產經營還是投資擴展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可能存在因法制不健全、法律風險意識淡薄、規范化管理不善等方面的原因,存在不規范甚至不合法的打擦邊球等問題。在這種環境下,可以說,中國的絕大多數的民營企業和企業家在合規合法方面,都是經不起放大鏡和顯微鏡的檢驗和推敲的。這就如同懸在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隨時可能會使厄運降臨在頭上。一旦有一天成為被人獵食的目標,則隨時可能被“翻舊賬”,安全感根本無從談起,自然也就不可能安心謀發展了。


三、對民營企業家產權保護應當注意的問題


2017年12月28日,人民法院出于加強對民營企業產權保護,堅持有錯必糾,決定依法再審3起重大涉產權案件,其中,張文中案、顧雛軍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審。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對張文中再審一案進行公開宣判,宣告張文中、張偉春、物美集團無罪,對原判已執行的罰金及追繳的財產依法予以返還。張文中案的改判,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堅定決心,充分體現了國家依法平等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原則和精神,是人民法院發揮審判職能作用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公平正義法治環境、貫徹落實中央保護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重大決策的具體實踐。結合這一案例,加強對民營企業家的產權保護,當前人民法院在糾正涉產權案件中,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要樹立正確的司法理念。保護民營企業家人身和財產安全,消除企業家顧慮,不僅要有具體的方法措施,而且要樹立正確的司法理念。2017年年初,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同志,對審判工作提出了謙抑、審慎、善意的司法理念。衡量執法辦案水平高低,不僅要看是否依法查處違法犯罪行為,而且要看是否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孟建柱同志指出,樹立謙抑理念,對通過民事、行政法律手段就能妥善處理的經濟案件,不使用刑事強制手段,努力以較小成本取得較好效果。樹立審慎理念,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企業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等界限,準確把握經濟違法行為入刑標準,嚴防刑事執法介入經濟糾紛;對涉嫌違法的企業和人員,依法慎重決定是否采取拘留、逮捕和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樹立善意理念,確實需要查封、扣押、凍結財產的,要嚴格依法進行,防止超標的、超范圍,最大限度減少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不利影響;對已經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財產,要嚴格區分違法所得與合法財產,對違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繳、上交國庫,對合法財產依法盡快返還。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發表以后,民營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很多知名大企業都是這個時候起步的。民營企業走的路是前人沒有走過的路,是民營企業家們自己闖出來的路,這就決定了民營企業在初創階段無經驗可尋,“摸著石頭過河”,內管理不規范,加上政策調整變化較大,致使民營企業的有些業務可能存在不契合當時政策要求,所形成的案件又涉及刑民交織,法律關系很復雜,決定了司法機關在處理這類案件時一定要以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不僅要懂法律,還要熟知當時的經濟政策,要避免機械執法、簡單辦案,要樹立謙抑、審慎、善意理念,既要嚴格依法辦案,又要綜合把握判斷,發揮好司法政策理念的引領作用,確保司法裁判服務于經濟社會發展大局、服務于建立健全產權保護法治環境的大氣候,實現辦案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二)要準確區分一般違法違規行為和刑事犯罪行為。一般違法違規行為和刑事犯罪行為分屬不同的領域,由不同的部門法予以調整,應當有明確的界限,不宜混淆。然而,紛繁復雜的社會實際,使得在司法實踐或具體個案中如何區分一般違法違規行為和刑事犯罪行為變得尤為困難。只要堅持謙抑、審慎、善意的司法理念,堅持罪刑法定,嚴格犯罪構成要件,即能準確區分罪與非罪,將一般違法違規行為與刑事犯罪行為區別開來。


以原判認定張文中所犯詐騙罪為例。詐騙罪主觀上要求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客觀上實施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數額較大公私財物的行為。本案詐騙犯罪對象是3190萬元國債技改貼息資金,焦點問題有二:一是物美集團在申報上述資金時是否采取了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行為;二是物美集團取得上述資金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再審判決認為,物美集團在申報國債技改貼息項目時,國債技改貼息政策已有所調整,民營企業具有申報資格,且物美集團所申報的物流項目和信息化項目均屬于國債技改貼息重點支持對象,符合國家當時的經濟發展形勢和產業政策。張文中、張偉春在物美集團申報項目過程中,并未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以騙取國債技改貼息資金的詐騙行為,并無非法占有3190萬元國債技改貼息資金的主觀故意,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那么,對物美集團在獲得3190萬元國債技改貼息資金后,并沒有專款專用,而是將該款用于償還公司其他貸款,但在財務賬目上一直將其列為“應付人民政府款項”(物美集團具有隨時歸還該筆資金的能力)的行為,又該如何評價?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再審判決認為,物美集團的行為違反了《國家重點技術改造項目國債專項資金管理辦法》中關于國債專項資金應專款專用的規定,屬于違規行為。


(三)要堅持證據裁判、疑罪從無等法律原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事實是由證據來認定的,證據裁判要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沒有相關證據就不能認定相關案件事實。對于證據存疑的案件應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決,這是疑罪從無原則的基本精神。對于原判認定張文中所犯挪用資金犯罪,最高人民法院再審判決認為,原判認定張文中與他人共謀,并利用他人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泰康公司4000萬元資金進行營利活動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但認定其挪用資金歸個人使用、為個人謀利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張文中的行為不構成挪用資金罪。


(四)要堅持程序公正,依法充分保障原審被告人及辯護人的各項訴訟權利。張文中案再審中,無論是在庭前會議,還是在開庭審理程序中,法庭依法充分保障張文中等及其辯護人的發問權、舉證權、質證權、發表意見權、辯解辯護權等各項訴訟權利,對原判認定的事實、證據、法律適用問題進行了充分的法庭調查和辯論。但是保障訴權不是一味地遷就,在庭前會議中,張文中與辯護人意見產生分歧,會議無法正常進行時,法庭果斷宣布暫時休會,承辦法官做張文中的工作,促使張文中與辯護人就相關問題達成共識,確保庭前會議順利進行;在開庭審理中,審判長嚴格依照訴訟程序規定主持庭審,對于張文中答非所問的發言,法庭及時加以引導,告訴他法庭一定會讓他把想說的話說完,但是要分階段進行,如果是對原判認定的事實、證據有意見的,在法庭調查階段講;如果是對原判定罪量刑、適用法律有意見的,在法庭辯論階段講;如果不是上述情況的,那就在最后陳述階段講。法官最優秀的品質就是傾聽,傾聽是查明事實的需要,也體現出對當事人的尊重。如果當事人的發言偏離調查的主題,法官不去制止,與程序規則不符;可是如果法官老打斷當事人的發言,其內心就會產生一種抵觸情緒,會讓他以為法庭不讓他說話,剝奪他發表意見的權利。這就考驗法官的庭審駕馭能力,法官要善于引導,拿出其練就的做群眾工作的能力,通過有效的說服工作,引導當事人自覺自愿地按程序規則進行訴訟。


事實上,在張文中案件,盡管庭審是非常寶貴的資源,盡管庭審已經持續近6個小時,但根據張文中自庭前會議以來多次表現出來的有話要說、不吐不快的強烈愿望,法庭在被告人最后陳述階段,仍給予其充足的時間,讓其盡情地把想說的話說完。在其情緒激動,幾度哽咽說不出話時,法官不僅沒有生硬地讓其將書面陳述提交法庭,終止陳述,結束庭審,而是給予其充分的尊重、必要的安撫,讓張文中心情得以平復,繼續行使陳述權,把話說完,讓張文中、讓旁聽群眾感受到法庭的溫暖、程序的公正。


(五)要在裁判文書的制作上加強釋明說理,滿足社會公眾的要求和期待,增強裁判的可接受度。裁判的權威性來源于有說服力。在再審判決書的制作上,張文中案再審合議庭集中集體智慧,認真研究,對檢辯雙方的意見采納與否,對應說理;對改判的理由,大膽說理,充分說理,不僅說法理,還說事理、情理。通過判決書向社會公眾傳遞出弘揚法治、彰顯正義的司法正能量。


(六)人民法院在糾正涉產權案件中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決貫徹中央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產權保護的政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合議庭成員之間要團結協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持,激發每一個人的潛能,為案件成功審判貢獻集體智慧


依法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產權,必須堅持嚴格辦事,既不能因為要保護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而放松對法律的執行,放任犯罪;也不能因為打擊犯罪而冤枉無辜,打擊民營企業家發展生產的積極性。只有依法公平公正實現對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產權的保護,才是對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真正保護,也才是真正為廣大民營企業和企業家所擁護的。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然要求。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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